中国银行国际结算：逐梦百年

　　封锁下的生命通道

　　1949年5月25日凌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厦仍在国民党军队的枪弹射程之内，然而，中国银行的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冒险来到银行，将“庆祝大上海解放”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30米标语高悬在中国银行大厦上，这是解放上海时外滩最早高悬的大标语。为了“保行产、防破坏”，1941年进入中国银行做外汇业务的“老国结人”杨国楷和同事们在解放的第二天就冒着冷枪，回到行里工作，保证银行一天都不停工。5月28日，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军代表接管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并将总管理处迁往北京西交民巷，归中国人民银行管辖，成为新中国的外汇外贸专业银行，在对外交流中则代表新中国的中央银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丘吉尔铁幕演说与“杜鲁门主义”的推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封锁禁运，一切贸易活动都停止了。中国银行的国际业务成为冲破封锁的唯一生命通道。“国结人”深深地感受到肩负的国家使命，这是以行为家、家国命运休戚相关的时代。在那个最艰难的岁月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开始传入中国，保尔·柯察金的形象激励着一代“国结人”，他们以“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为座右铭，将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国际业务之中去。

　　为了把支持国家建设与支援朝鲜战场的战略物资运进来，国际业务部使出了浑身解数。“当时新政府忙于规划建设、建立外交关系，这些都需要在贸易方面突破封锁，我们所做的很多工作都类似于‘地下工作者’，暗中悄悄进行，打破了禁运的封锁。”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老国结人”胡石麟回忆说。

　　国外银行不接受中国开出的信用证，国际业务部就创造性地开发出功能类似于信用证的“委托购买证”。由于广州与香港的口岸是打破禁运封锁的唯一渠道，广州分行就负责叙做这项业务。1951年从上海分行调到广州分行的杨国楷，成为操办此项业务的骨干。在具体操作中，广州分行开出担保函后，由中国银行派出通信员前往深圳，与香港中国银行总稽核室派出的通信员，在深圳碰面并交换相关单据。香港的通讯员把担保函送回稽核室，再转交委托行。

　　杨国楷和同事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使业务方便灵活，同时又能逃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审查。委托购买证里从来不说买什么货，只说跟某某人签订的几号合同的货物，就算被查到也追究不到。如果对方是香港本地商人，他们就悄悄地把单据直接交给那个商人。一开始主要是香港本地商人参与，后来新加坡的商人加入其中，还有一家叫北欧银行的法国银行也参与进来。

　　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贸易，也成为当时应对封锁的重要突破口。由于外汇资金短缺，中国银行和贸易部门联合在各口岸恢复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易货贸易。中国银行创造了“清算货币”进行结算，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易货项下记账，称为“清算甲账户”；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易货贸易，称为“清算乙账户”。 现汇结算、记账结算，再加上与120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协定贸易结算，构成当时中国银行国际结算业务的整体，也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全部。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贸易政策逐渐松动。进入60年代，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等港口逐步开放，自由贸易项下的贸易逐渐增多。中国银行在这些港口的分行，被称为中国银行系统内的“广大上青天”，成为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坚力量。服务贸易公司，加快收汇速度，就成为中国银行国际业务部的重要使命。

　　为了及时收汇，大连分行创造了一种“预审制”。根据规定，出口业务的收汇必须在货物装上船、提单正本签字之后才进行。当时，大连分行要求把工作提前，在提单正本拿给船长签字的同时，副本先拿到银行预审，大大降低了被拒付的风险。由于外贸公司接触国际贸易的时间不长，水平不高，1961年进入中国银行辽宁分行做国际结算业务的李叙华和同事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帮助贸易公司：只留三四个人在行里坐班审单据，其他人则下到公司，面对具体业务，修改不可能的条款，避免出现单证不符。那时，外贸公司非常感激中国银行，银企关系非常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