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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和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之间的一单跨境贸易为例:一个欧洲商人和一个中国商人做一笔中欧间的跨国贸易。这两个商人当中,一个在自己的国家生产一种产品并且出口,另一个商人进口这种产品并且在自己的国家销售。
人民币当前盯住了美元,就盯不住欧元,因此人民币和欧元之间的汇率大幅波动。无论使用欧元计价还是使用人民币计价,从事中欧之间单边贸易的商人都必须面对汇率风险。表面上看,计价币种的选择决定着汇率风险在交易双方之间如何分担:如果使用欧元计价,欧洲商人不承担汇率风险,中国商人承担全部汇率风险。反过来,如果使用人民币计价,则中国商人不承担汇率风险,欧洲商人承担全部汇率风险。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这只是汇率风险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才是决定性的。
计价货币与汇率风险分配之间的关系太透明了,交易双方全都明白。因此,汇率风险如何分担注定会成为双方讨价还价的一部分,交易双方通过改变交易价格能够调整汇率风险如何分担。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把原本用欧元计价的交易改用人民币计价,那么双方都知道这个变化将导致汇率风险从中国商人身上转移到欧洲商人身上。在双方都有谈判能力的情况下,计价币种的变化将导致价格的反向变化。如果计价币种的选择完全取决于双方的约定,那么改变计价币种并不改变贸易利益的分配比例。
目前,大陆境内商业银行提供的“人民币远期结售汇”和境外的“无交割远期人民币”(NDF)交易起着给汇率风险定价的作用。有了这两个条件之后,汇率风险就简化为一笔税收:汇率风险如同插入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之间的一个楔子,在交易双方之间的分配取决于买卖双方的价格弹性,而与汇率风险的初次分配(也就是币种选择)无关。这个很强的结论是否似曾相识?是的。经济学家一贯认为税收是插入买卖双方之间的一个楔子,税收在买卖双方的分摊取决于双方的价格弹性,与谁去税务所纳税无关。
总之,如果上述两个疑问得不到解释,那么“人民币结算降低大陆企业汇率风险”一说就难以令人信服。这个政策目标难以实现的同时,香港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却从中央政府得到了一个又一个“大礼包”。在2003年启动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框架下,内地与香港每年签署一个补充协议,似乎成了惯例。香港有没有以服务内地企业之名、行自己获利之实?这才是香港官员需要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