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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孙祁祥:2010年保险业能否继续逆势成长

时间: 2010-03-09 13:46:56 来源: 《中国经济》  网友评论 0
  •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保险业已经历“准备阶段”和“蓄势阶段”,现正处在“起飞阶段”,危险性和不确定程度都很大
   访北大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祁祥

《中国经济》:这次经济危机对中国很多经济部门有影响,请问2009年中国保险业表现如何?

答:2009年,保险业从以坚持“防风险、调结构、稳增长”的方针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为“始”,到用保费规模首次超过万亿元为中国保险业恢复发展整30年递交满意答卷为“终”。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保险业却“逆势成长”,创造了辉煌:保费收入突破1万亿,同比增长近14%;财产险保费收入2876亿元,同比增长23%;人身险业务保费收入8262亿,在上年增速较高的基础上同比增长近11%。保险业利润总额达到531亿,其中财产险公司扭亏为盈,实现利润35亿,人身险公司实现利润435亿;全行业实现投资收益2142亿,收益率6.4%,比上年提高4.5个百分点;资产总额突破4万亿。业务质量明显改善:产险公司的综合成本率、应收保费率、寿险期缴业务占新单业务的比率、退保率均为3年来的最好水平。2009年被称为近年来成绩最为显著的一年。

《中国经济》:在您看来,2009年中国保险业实现了逆势增长的辉煌,您认为这种增长态势在2010年还能继续保持吗?

答:我认为这是极有可能的。这主要基于保险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系和保险业自身经营规律两个方面的基本判断。

根据我们最近做的一份研究表明,由于发达国家的保险市场已经趋于成熟甚至饱和,其周期性波动受保险市场自身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大,而与经济波动的关系则相对较弱;但新兴市场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则非常显著,重要经济变量的周期波动是保险业波动的重要来源,可以说,经济波动对保险业的波动具有决定性影响,我国情况更是如此。从过去30年的发展来看,无论是保险业整体,还是寿险业和非寿险业,其波动都与当期经济周期高度正相关。2009年我国GDP增长 8.7%,在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仍在苦苦挣扎的时候,中国经济“风景这边独好”。各方的情况均表明,虽然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但总体来看,2010年的中国经济应当比2009年有更好的表现,所以,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也会更加积极。

从保险业自身的经营规律来看,保险业的当期发展与前期发展也具有较强的自相关关系,前期发展必然会对后期产生“惯性作用”,虽然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显著关系不同。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积累较好的基础。借用罗斯托“经济成长论”的思路,我把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也分为五个阶段(完全是一种大胆假设,还没有经过“小心求证”):即“准备阶段”、“蓄势阶段”、“起飞阶段”、“平稳上升阶段”和“高度成熟阶段”。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保险业已经历“准备阶段”和“蓄势阶段”,现正处在“起飞阶段”,这由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来:1、保费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它所代表的是相对稳定的投保人群。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发展会呈现出一种“扇形状态”,形成一种“自发展”趋势,保险的覆盖面会越来越广。2、市场基本制度的建设已经初步完成,虽然还需要不断地完善。3、市场结构已经呈现出垄断竞争型特征,竞争程度在不断加深。4、资产规模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保险资产突破1万亿(2004年)、2万亿(2007年)、3万亿(2008年)、4万亿(2009年)分别用了24年、3年、1年和1年。这表明保险资产扩张的能力在急剧增强。5、行业防风险的能力在不断提高,这包括保险公司识别风险的能力、评估风险的能力、选择应对风险的方式和应对风险的能力等各个方面。

具体到2009年这一年,新《保险法》的实施使得行业发展向尊重契约精神、更加强调消费者保护的道路靠拢;“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使得行业经营更加向国际惯例靠拢;商业银行投资保险股权的政策规定使行业运作更加向国际趋势靠拢;保险业参与国家新医改战略的实施;人保集团的整体改制、保险营销体制的改革试点、保险投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颁布、保险改革试验区的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医疗责任保险等在许多省市的试点和启动,保监会与公安部联合共同打击保险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举措等,这一切无疑都为2010年保险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上海世博会的召开、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模式的倡导等都将给保险业发展带来新的业务和利润增长点。

《中国经济》: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2010年中国保险业会不会也遭遇一些挑战呢?

答:这是肯定的。从经济发展面来说,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的态势仍不稳定,许多人预测,包括美国经济在内的一些经济体仍然可能出现低增长甚至负增长。在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背景下,境外金融风险跨境转移的风险不是不存在;在2009年信贷投放近10万亿,投资4万亿的前提下,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是不存在,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将是相当的严峻。因此,虽然从总体上来说,今年我国仍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在方向和力度上肯定会有许多变化,由此导致利率、汇率、资产价格、资本市场等变动,这无疑将给企业经营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从行业自身发展的惯性作用来看,保险业在过去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顽症,特别是粗放的增长方式(如我在前些年所总结的我国保险市场上存在的“五多五少”的现象,即同质产品多,异质产品少;多元化经营的公司多,专业化经营的公司少;价格竞争多,服务竞争少;人员流动多,人才储备少;机构铺设多,市场培育少)、非理性竞争、弄虚作假、销售误导等不诚信问题,绝对不会在新的一年中自然消失。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遏制,其“惯性作用”必然会对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中国经济》:面对这些挑战,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答:我国保险业正处在“起飞阶段”。众所周知,“起飞阶段”的危险性和不确定程度是最大的,我们对上述问题一定要格外重视。对于2010保险业的发展,我认为以下几个问题是需要认真对待和把握的:

第一,坚持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动摇。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历史上曾经辉煌后来消亡的文明,得出结论:“所有文明的消失都是自杀而非它杀。” 以“复活节岛”文明的消亡为例。各部落为了显示其强大,相互竞争建造越来越大的部落首领的石雕像。为了能够把几十吨、甚至近百吨的石雕像矗立起来,岛上居民只能通过砍伐树木来制作越来越粗、越来越长的绳子。石雕像越造越大,树木砍伐越来越多,由此导致生态链的破坏和岛上资源的枯竭,“复活节岛”最终消亡。如果保险业在发展中仍然盲目追求数量,追求市场份额,追求保费规模,而不重视质量和效益,那就会掠夺性地开发保险资源、损害消费者利益、毁坏保险业声誉。继续这样下去,必然会损毁行业发展的基础,这无疑会自取灭亡。“不转变,即灭亡”,我们应当从这个高度来认识保险业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性。

第二,在遵循“可保风险”原则的基础上大力推进产品创新。全球金融危机以AIG、雷曼兄弟等破产为代价再一次提出创新与监管之间的关系问题,但这场危机绝对没有因此而否定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关键的问题是,创新的依据是什么,创新是否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进行。从总体来看,我国保险业的创新是不足的,是需要大力倡导和推进的,但我们需要明确创新在什么基础上进行,创新的依据是什么。我认为,保险公司应当依据“可保风险”的原则来进行产品创新,虽然这对保险公司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这一挑战集中反映在“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从定性的角度说,反映出需求方对风险保障的全方位要求与供给方对风险的选择性承保之间的矛盾;从定量的角度来说,反映出新险种开发的迫切性与产品定价所需数据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这说明,虽然产品创新对公司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不是说一种风险出来了,保险公司就马上具备开发应对此风险产品的可能性。当然,“可保风险”的内涵和外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发展在不断变化,但对保险公司来说,关键问题是,必须清楚地知道当下的“可保风险”是哪些。明确“可保风险”的内涵,大力推进产品创新是保险行业满足市场需求、但又保证在控制自身风险的基础上承担起其制度责任的一个重要命题。

第三,综合平衡,重点突出,推进三类业务的发展和其作用的发挥。

首先,稳步发展承保业务,但在各类业务中应当有所侧重。对于人身险业务来说,在寿险与年金险业务的组合中,重点发展年金险业务,特别是养老保险,这是由家庭结构变化、人们预期寿命的延长等各种因素决定的;在寿险与健康险的业务组合中,重点发展健康险业务,其理由在于,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和医疗条件改善,人们的预期寿命在延长;而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生活方式的普及、工作压力的增大、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日趋严重,各种新的、流传迅速的疾病发生的概率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健康成为目前人类发展中头等重要的问题之一。对于产险来说,在车险和非车险的业务组合中,重点发展非车险业务;在非车险业务中,重点发展责任险,特别是医疗责任险、环境污染责任险等。

其次,稳健发展保险投资业务。全球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保险业务回归保障的迫切性,但危机从来没有否认过保险投资的重要性。不论是出于承保业务本身所带来的大量保费收入保值、增值的需要,还是出于保险业与其他行业竞争的需要;不论是出于提高承保业务竞争力的需要,还是出于资本市场发展的需要,保险投资都应当被给予重要的“礼遇”。在稳健发展保险投资业务时,不仅要重视对承保业务的投资管理问题,还要格外重视保险资产公司对第三方资产的管理,因为这对提升保险业的整体竞争能力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大力推动“战略性”业务的发展。比如像出口信用保险、农业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巨灾保险等。这些保险的占比在整个保险业中可能并不是很大,但它们对国家的出口战略、新农村发展战略、新医改战略和巨灾风险管理战略的实施均具有重要保障作用,运用好的话,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此外,在新的一年中,我认为还应当加强对保险周期、保险业的并购、外资保险在中国的发展、保险风险证券化、保险业“十二五”规划等问题的研究,以应对今后中、短期内保险业发展、变革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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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中国经济》 作者: (责任编辑: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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