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刊文：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立法的不足

　　转基因食品是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形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们所需要的目标转变。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作为一种新兴食品，转基因食品商业化还不到20年，由于转基因成分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还有很大争议，需要严格的、特别的规范，应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同时，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我国出台了不少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但这些立法多限于部门规章，法律层次比较低，尚不能对转基因食品安全形成有效的、严格的规制。因此，亟待对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立法进行完善。

　　我国现行转基因食品立法的不足

　　市场准入制度不规范。我国采取欧盟式的转基因食品特殊审批制度，但标准采取的是美国式的实质等同原则。卫生部2007年《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生产经营或者使用新资源食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在产品首次上市前应当报卫生部审核批准。”第八条规定，“卫生部建立新资源食品安全性评价制度。新资源食品安全性评价采用危险性评估、实质等同等原则。”该条取消了卫生部2001年《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规定的个案处理原则。此外，检测标准没有具体规范，导致审批制度不透明。

　　标签制度不完善。一是我国对转基因食品采取的是有范围的强制标签制度，且执行不力。目前规制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法律法规主要是农业部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规定，凡是列入标识管理目录并用于销售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应当进行标识；未标识和不按规定标识的，不得进口或销售。但是目录所包含的生物种类少，范围过于狭窄。而且对于转基因食品标识的管辖主体不够明确，不利于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控制，也不利于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二是没有规定致敏标签，标签设定缺乏阀值是一个法律漏洞。转基因食品来自潜在致敏食物的，应当标注“本品转XX食物基因，对XX食物过敏者注意”。另外，我国将转基因成分的容许量严格限制为零的做法过于苛刻，与国际上通行的规定允许最低比例的做法不符，而这种要求在事实上也很难达到和认定。三是对于反向标签，我国没有任何的监管和认证机构。很多产品标明“非转基因”，但无任何认证，需要有所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