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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汇率是一种货币相对其他货币的比价;利率和汇率互相替代的作用十分有限。它们有一个离均衡点有多远的问题。这可以引起无穷的争论,因为谁也不知道均衡点究竟在哪里。从理论上来说,供求关系决定均衡点。最好的情形,就是汇率很接近均衡点,利率也是很接近均衡点。
如果加息,那这种货币就会走强,近来,许多货币都加息了,但是,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没有加息。理想状态是汇率和利率各司其职,因为它们的角色是不一样的。
胡舒立:长期使用固定汇率,造成了一定的扭曲,现在变成浮动,此时,除了观念上的问题,最大的威胁还是投机攻击吧?
易纲:是。所以,我们应当不断地释放这些风险。随着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投机汇率就会变成“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没什么赚头。
胡舒立:外汇改革走走停停,是不是在节奏把握上,还是稍微有点慢了?
易纲: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3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发展的奇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实现了转轨。有些观察家认为,这个不市场化了,那个改革滞后了,但是,从1994年到现在,中国维持了高增长,而且自1994年那轮通货膨胀以后,没有出现过太高的通货膨胀。
综合看,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是接近最优的。我们走走停停,可能有些人认为,汇改稍微慢了一些,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反思。但是,应该说,宏观政策总体上还是非常成功的。
胡舒立:那为什么要选择现在这个时机来恢复汇率的弹性呢?主要是由于这个时段风险比较小,还是认为外部压力变得更大呢?
易纲:中国做出这个决定,主要是基于国内的考虑,自主做出了决定。我刚才说了,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汇率稳定了一段时间。实际上,现在危机也还不可以说完全过去了,比如,今年又发生了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但是,总体来讲,形势比危机高潮时好多了。一方面,危机在消退,另一方面,去年增长率又调高了,从8.7%调到9.1%了。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的预测大多也认为,2010年是复苏之年。综合国内和国际的情况,从中国的角度来考虑,我觉得现在恢复这个弹性,条件是成熟的。
胡舒立:但是,怎么评价汇率改革在外部失衡中的作用呢?
易纲:国外的学者是从他们的框架来分析的,认为汇率对再平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实历史表明,汇率确实很重要,但是它不是一个决定性变量。回顾日本和德国的历史,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日元和德国马克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升值,并没有导致日本和德国的顺差马上消失。这一点对中国的情况也适用。但是这个问题最难的一个回答,是反过来问,假如汇率升值也还无法调整中国的顺差,那么,升值不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吗?你想,如果我升值了,我买你什么都便宜了,结果我自己的顺差还没调下去,那不是你升值就只占便宜不吃亏了吗?这个问题更难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