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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出口收入存放境外政策试点的通知》。出口收汇留存境外不仅意味着新政将提高境内企业资金使用效率,促进贸易便利化,缓解外汇储备激增压力,畅通人民币境外流通,而且意味着我国贸易外汇管理制度的重大突破,我国正在探索从“藏汇于国”向“藏汇于民”的战略路径转变。
从“藏汇于国”向“藏汇于民”的路径转变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对外金融领域发生了重大转变。随着我国从资本净输入国转化为资本净输出国,从对外债务国转化为对外债权国,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身份也相应地从筹资者转化为投资者。
截至2009年底,全球外汇储备已增加至8.1万亿美元,中国拥有近2.4万亿美元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的近三成,位居世界第一。然而,与其他发达债权大国的性质不同,我国的债权性质是典型的“官方债权国”。如果一国的对外投资是以直接投资、私人性质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为主体,可称为“私人债权国”;如果一国的对外投资是以储备资产或官方贷款为主要形式则称之为“官方债权国”。
从更广义的外汇资产总量来看,截至2009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34601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为23992亿美元,储备资产占对外金融资产的69.3%,外汇资产集中在政府手中,民间外汇资金蓄水池有限。从国际上横向比较来看,美国官方的外汇储备虽然只有我国的1/5,但是美国民间所持有的外汇价值达9万亿美元之巨;日本的官方外汇储备为1万多亿美元,而日本民间所持有的外汇高达3万多亿美元。
官方债权大国带来了非常大的集中风险管理问题。经济不断累积以国际性货币持有的外国流动债权,所产生的货币不匹配将使国内金融市场的投资组合难以实现均衡,也使货币当局对货币和流动性的管理变得更加困难。
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我国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这使我国的基础货币供应被动受制于外汇供求,大大增加了基础货币调控的难度。近年来,外汇占款存量占基础货币存量的比例不断提高,2006年已经达到108.49%,而外汇占款增量占基础货币增量的比例,在2001年、2003年就超出了100%,2004年、2005年甚至超过200%。
另一方面,央行还面临“不可能三角悖论”。在资本跨国流动渠道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提高利率会吸引以套汇、套利或套价为目的的国际投机资本更大规模流入,这反过来会加大冲销压力。也就是说,在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我们试图稳定汇率,就必然难以绕开“不可能三角困境”,货币政策自主性受到严重挑战。
从这个层面上讲,同样是出口和顺差大国的日本经验很值得借鉴。近些年,日本积极推动向“私人债权大国”转型,日本官方储备资产只占日本对外资产比重的17.6%。1980年日本修改《外汇法》,规定外币存款自由化、外币借款自由化、允许自由外汇交易。2005年提出由“贸易立国”战略向“投资立国”战略转变,以提高对外资产收益率为中心,改善国际投资的结构和质量,提出要到2030年力图把所得收支盈余对GDP的比率提高一倍。为此,日本积极消除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障碍,促进直接投资双向扩大。近5年日本每年海外证券利息收入在500亿美元以上,日本企业的资本利得及海外进账也极其巨大,所得收支盈余已经成为日本重要的外汇储备来源。
可见,如何改变官方储备与民间储备结构,真正实现从“藏汇于国”向“藏汇于民”的路径转变意义重大。
事实上,早在今年6月初,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2009外汇管理年报》时就透露,为提高境内机构外汇资金使用效率,外汇局将在部分地区开展政策试点,允许境内机构将具有真实、合法交易背景的出口收汇留存境外。近年来,外汇管理部门在逐步放松对结售汇强制要求的同时,不断探索构建更有效的制度框架,这表明,我国在政策上已经偏向于引导“藏汇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