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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汇率体制的不满似乎由来已久。 早在2000年,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E)的资深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就曾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40%,应该升值40%。时至今日,人民币已累计升值20%,可被“低估40%”的呼声还是没有变化。并且,这一不 满愈显白热化。
近期,更是有130多名美国议员 联名要求奥巴马政府下月发布有关汇率操纵的定期报告时,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反补贴税。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 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也撰文称,是时候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了。他认为,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政策上的久不松口已经“明显拖累”全球经济复苏。
很明显,从美国政界反应和媒体的 舆论来看,这次“汇率操纵论”来势汹汹,力度似乎比以往更为严厉。中国是否会被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缘何对中国汇率耿耿于怀?该如何解开中美汇率论战 背后的心结?中国又该如何避免陷入汇率与出口双受阻的怪圈?为了求解这些难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经 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黄泽民教授,又趁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胡永泰(Woo Wing Thye)和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健康政策与管理中心教授杰弗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上海社会科学院讲学间隙分别对之进行了采访,胡永泰先生并授权本报使用他的演讲稿及相关学术论文。本文即是对几位学者的采访和演讲稿及学术 论文的综合整理,标题为记者所加。
“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则是经常性存在的,在当年所谓工业化 国家之间,也从来就没有过平衡,这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原由”
“我想说的是,如果能够从日本吸 取教训的话,这个教训就是人民币的汇率变动可以改变双边贸易的不平衡,但它不能够从整体上改变美国的贸易不平衡状况”
“美国指责中国说,必须让人民币 升值,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和不准确的。我会尽我所能向美国人民解释,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中国的决策有其合理性。引起美元贬值是由世界60多个国家造成 的,并不是中国在单独挑战美国”
操控论折射强国“找 茬”思维
《国际金融报》:从媒体报道似乎可以看出,这次美国对人民币汇率施压,力度明显比 以前大。
黄泽民:人民币汇率问题比较复杂,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从经济角度看,汇率 水平是否合理,不是谁说了算,它有多种衡量标准,比如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标准——如果一个国家3年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那么就可以认定其是均衡汇率。
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则是经常性存在的,在当年所谓工业化国家之间,也从来就没有过 平衡,这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原由。那时的国际收支主要指经常项目(即Current Account,指本国与外国进行经济交易时经常发生的项目,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最主要的项目,包括对外贸易收支、非贸易往来和无偿转让3个项目)中的贸 易项目,布雷顿森林体系从1945年建立就有着先天的不平衡,当时美元是惟一的国际货币,所有国家必须用美元结算,这意味着美国只有逆差,其他国家才能获 得美元。这导致美国、日本和西德等国家之间出现了不平衡,进而导致了该体系的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直接后果则是强化了主流经济学家已有的“固定汇率制出了问 题”这一判断,经济学界转而认为只有浮动汇率制才能调节国际贸易收支平衡。因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国际汇率体系,汇率体系的衡量标 准则在于能否自动调节大国之间的贸易收支平衡。然而,即使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大多数国家开始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国际收支却仍然没有平衡,尤 其是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更加严重。
贸易逆差对不同国家的意义却不一样:对小国来说,他们担心的是外汇短缺;而对美国 来说,担心的则是就业、财政赤字等其他内部经济问题。美国的贸易逆差,通常都是靠资本收支顺差来平衡。从历史来看,美国国内经济一旦出现严重问题,一贯的 做法就是把矛头对准国外找茬。最著名的是1971年8月15日出现的第一次“尼克松冲击”(日本人的说法。第二次则指尼克松的“关岛主义”出台后,为改善 与中国关系以共同应对苏联,1971年基辛格访华为尼克松访华作铺垫。这一事件直到公布前的最后一刻才通知日本政府,从而给日本政坛和外交带来极大冲击, 被称为第二次“尼克松冲击”),美国当时出现了1893年以来的第一次贸易逆差,尼克松颁布三大经济新政:第一,对进口商品加征10%附加税;第二,国内 冻结工资和物价;第三,停止外国用美元兑换黄金。
1985年里根也碰到类似问题,经常账户赤字与GDP之比达到了4%。里根实行了 双高双赤字政策,即高美元和高利率,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1985年,里根召集五国财长开会,签订了广场协议,迫使德国马克和日元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