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英丽：现在的金融体系会助长结构失衡

　　潘英丽：可以判断，未来的三到五年，美元可能会有升值，前提是美国经济有比较好的复苏。退出量化宽松的结果就是美国的利率上升，这样会导致流到发展中国家的热钱回流，而回流又会带来美元升值。这两者相加对于热钱来说是具有诱惑力的套利机会。这对前期资本账户开得比较大，或者已经全部开放的国家，资本流出过程中，受到的冲击会更大，带来金融危机等等结果，这也是1997年发生金融危机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但是考虑这次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所带来的利率上升和美元升值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想首先中国资本市场没有全面开放，热钱虽然有流入，但并没有像全部开放的国家有这么大热钱的压力。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美元增值、人民币贬值可能对中国政府是一次战略性的机遇。我们最近在做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项目，从花旗集团的一份内部报告的结论来推测，美元可能会有三到五年的牛市，但是长远来看升值的空间并不大，未来美国经济其实还是比较低水平地增长，或者上下波动。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可以将大量的外汇储备花掉。中国已经到了资本输出的阶段，美元升值也是资本输出的好时期。另外，未来三五年人民币的贬值过程中，中国可以大量积累人民币债券，通过金融机构、银行走出去，在海外，尤其是人口比较年轻，但是人均收入比较低、又有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地区发放开放贷款，然后他们再利用人民币购买中国的钢材、聘用中国的承包商，这样中国的产能也就释放出去了。

　　这样在人民币贬值中，利用人民币债券进行海外投资，也是人民币国际化很重要的机会，这背后，是对中国中长期发展有信心。

　　因此，目前资本的流动对中国国民经济没有实质性的影响，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21世纪》：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汇率制度是否要进行调整？

　　潘英丽：对于汇率制度的改革，国内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分歧，就是要让汇率浮动起来，进行双向浮动。我个人认为管理浮动不能有太大的浮动。我的建议可以围绕中心汇率，允许一定程度的波动区间，这个区间逐步最终放大到5%。

　　有了区间，就不需要央行每天进行干预，从而减少央行干预的频率，但是这个区间不要太大。因此，汇率制度是要稳定有效规律作为政策目标，另外，如果考虑的货币国际化，最需要的也是币值稳定，所以汇率制度安排不能让汇率大幅度波动。此外，中国现在风险管理手段，外汇、利率风险管理比较差，大幅度波动肯定对国民经济伤害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