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模式特点是非民主平台

　　——《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系列文章之一

　　现在议论“中国模式”变得很热闹。有人说已经有了这么个模式，有人说还没有。在说有的人中，有的说这是个好模式，有的说它是个坏模式。而在说好的人中，有人说它可以推广，有人说它只适合我们的特殊条件，不宜到处鼓吹。而所有这些争论的前提，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

　　什么是“中国模式”？

　　我觉得中国当然不是事事特殊，它的增长有些因素是共通的。比方说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世界上都不只中国有，就是两者结合的“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中左”、“中右”乃至“混合经济”，也几乎可以说是普遍现象——毕竟现在“纯资本主义”或“纯社会主义”在这个地球上可以说都找不到，各国都可以说是混合经济，而且从更多点资本主义到更多点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混合比例都可以见到，我们谈不上有什么特别。

　　当然，中国也有一些特点，无论叫它“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还是中国模式，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出来的概念。而这个比较的主要参照系，应该说就是西方。无论是所谓“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对举，还是“中国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的说法，说的都是中国与西方的不同。

　　问题在于其实“西方”内部也千差万别。前不久北大的姚洋教授总结中国模式的特点，一是比较注重平等，二是有个“中性政府”。这第二条容俟后述。至于第一条，如果说我们比美国“注重平等”，这虽有争议，至少有人还可以这么说。但是与瑞典相比呢？即便按他的定义，我们好意思说比瑞典更“注重平等”吗？

　　所以，如果我们要说“中国模式”体现了与“西方”的不同，那当然不是说与西方某一个国家例如美国的不同，而是与所有西方国家、至少是主要西方国家不同。如果我们在所谓的西方，即从美国到瑞典的那些国家归纳出某些他们共有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中国恰恰没有。同时中国又有一些东西是那些国家——从美国到瑞典——都没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国模式了。

　　这次危机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这些“特点”的难得机会。我们知道所谓“西方”其实是个万花筒，其中既有像瑞典那样比中国还要“社会主义（社会平等，共同富裕）”得多的“左派”国家，也有像美国那样讲究自由竞争、市场开放的“右派”国家，而且他们每个国家内部也是万花筒，都有各自的左右派在那里争论。但一个共同点是他们现在遇到了难题，而且两派都没有万全之策。“金融危机”以来国外左右两派吵翻了天，左派说这是右派自由放任造成金融监管不严之过，右派说左派搞凯恩斯主义赤字膨胀弄得国家财政破产了。

　　其实摒除派别的偏见，左派和右派所主张的那些理论各有优缺点，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不是这两种毛病的任何一种。现在西方，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这次爆发危机的核心问题就是民间和国家借债太多，窟窿太大，弄得资金链断裂了。民间借债比较复杂，但根源和国家负债的根源是一样的，对此我另外写了文章讨论，这里从略。而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负债呢？不管是左派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还是右派主张的低税收低福利，尽管各有缺点，但理论上都是账面平衡的，凯恩斯主义承认赤字财政，也是要可控的嘛。为什么会搞成现在这样？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的左、右派都处在一个民主的平台，双方都要为老百姓说话。左派主张高福利时理直气壮，主张高税收时就吞吞吐吐的；右派强调低税收时理直气壮，说要降福利了就吞吞吐吐的。如果是高福利、高税收，或者低福利、低税收都不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如果你搞成低税收、高福利，当然就成了财政大窟窿了。他们的左派一上台就说国家要为老百姓花更多的钱，右派一上台就说国家不能向老百姓收那么多钱。这么折腾几次，国家财政不破产才怪，而且左右互相埋怨管什么用呢？这本来就是你们两家共同造成的嘛。如果民主制度都这样运作，早就破产了。

　　我当然认为民主比专制好（用更为低调的说法，作为一种制度，民主比专制的坏处小）。那么为什么民主制度以前一直可以成功运作？其实老百姓也不是不懂道理，如果财政真要出了一些问题，本来很快就会反映到社会上，造成一些小危机，老百姓感受到了，觉得这是个问题了，那么无论是税收增加，还是福利减少，老百姓也不是不能接受。其实民主制度实行一两百年以来，税收是明显增加的，如果民主制度一建立就不能增税，岂能维持到现在？福利也是一样，民主制下老百姓接受福利降低也是不乏前例的。

　　那么，这几十年为什么不这样呢，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为什么不是这样呢？这与全球化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大幅进展有关，同时更与这种全球化在性质上的扭曲有关。

　　所谓深度，就是经济全球化深化了，尤其是深化为金融的全球化，原来在全球做买卖，问题不大，现在可以全球借钱、全球透支，这就有问题了。因为债务窟窿通过透支来填补，就反映不到社会上，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自然会把“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玩下去。尤其是美国，凭借美元的地位就透支得更厉害。但是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拖得越久窟窿越大，最后一旦烂包，就不是小危机了。

　　所谓广度，就是原先玩全球化的只是西方和他们的殖民地，现在发展中国家加入进来，冷战结束后“前计划经济国家”也加入进来，全球透支的对象就多多了。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更是他们的最佳透支对象。

　　“中国模式”的特点不在“主义”而在于那个平台

　　因为中国正好跟他们相反，这就是“中国模式”了：中国也有左、右派，而且中国的左右两派理论，比如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也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老实说谈不上什么“特色”。中国的特色不在于“主义”，而在于那个平台：西方的左右派都是在民主的平台上玩，而中国的左右派却是在一个相反的平台上。于是中国的左右派首先都是在为“皇上”考虑，而不是为老百姓考虑——我这并不是进行“道德谴责”，中国的左右派也许良心不比西方的左右派差，问题在于他们生存的平台不一样。于是他们无论左右，所派扮演的角色就都与西方截然相反：咱们的左派鼓动国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钱，不收就是该死的“新自由主义”；而咱们的右派就说国家不必为老百姓花钱，否则就是可恶的“福利国家”。过去说我们的做法是“打左灯，向右拐”。其实西方也有类似的问题。只不过方向相反：咱们的政府拥有“社会主义式的权力”却只承担“资本主义式的责任”，而他们的政府只有“资本主义式的权力”，却要承担“社会主义式的责任”。

　　用我们以前的一句话来讲，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让老百姓“不找市长找市场”。这句话很有意思。其实理论上讲，市场经济应该要限制政府权力，是“市长不找，市场找”，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下“市长”不能随便找老百姓的麻烦。他要想支使老百姓，常常要借助市场。

　　比方说“市长”喜欢官办企业，计划经济下他可以找民营企业的麻烦，把它灭了。但市场经济下不行，官办企业只能在市场上与民企竞争。计划经济下哪张报纸惹了“市长”，他就可以“找”上门去把它灭了，但市场经济下不行，你不喜欢它，你就得自己办一张老百姓更爱看的报纸，在市场上把它竞争垮嘛。这就叫“市长不找市场找”！这就是西方的市场经济。

　　但是在我们这里，这样说，“市长”不爱听。于是只好捡他爱听的说：计划经济下老百姓什么柴米油盐生老病死都要你管，烦不烦？现在搞市场经济，就可以让他们自生自灭，不会“找市长”您的麻烦了!于是“限权”就这样变成了“卸责”！责卸了，权还不受限；“市长”可以找百姓，而百姓不能“找市长”，多好！

　　可是，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下要你这个市长干什么？就是给老百姓提供服务的，怎么老百姓就不能找你呢？老百姓找你你就把他推出去叫他“找市场”？“市长”可以随便找老百姓收税，而老百姓不能“找市长”要福利，如果是这样的话，哪个国家不富的流油呢，我讲的富的流油是讲国家财政，不是指老百姓的钱包。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政府特有钱。他们（西方）的政府捉襟见肘到处化缘，我们的政府花钱如水挥金如土。我们一个镇政府的豪华大楼比人家大城市市政厅还阔的多，我们的城市充满“形象工程”，奢侈得让那些“富国”来的游客目瞪口呆。“大裤衩，水煮蛋，别人不敢，咱们干！”就这样钱还花不出去，正好美国要透支，不借给他，藏着掖着咱们也不放心呀！

　　这就有了咱们的“模式”！其实中国并不比别的国家更左或者更右。只不过，中国“左”起来给政府扩大权力很容易，但追问它的责任却很困难；中国“右”起来呢？推卸政府的责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权力却很困难。这样搞，当然也有优越性，那就是原始积累的速度快，此外应付事态的能力也特别强，手中集中了巨量的钱，要搞刺激经济计划当然容易，要摆平什么人什么事，出手也特别阔绰。可是这样搞的后果是什么？通常人们都会说像这样加速投资会不会加剧产能过剩，垄断部门谋取利益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的加剧，人为压低居民消费导致内需不足，以及权力集中的种种风险等等。这些我们就姑且不论。现在我要讲的是：假如这样的模式，以及以这种模式和前面说过的西方那种模式的互动为特征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全球化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话，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将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