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交会:"中国第一展"百届知天命 面临重大变革

    1966年：严格审查导致诸多工艺品停产

    文革开始的时候，广交会还成立了大会展卖品审查小组，对672个出口商标逐一审查，分类批展。

    当时，有关“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佛鬼怪”等“四旧”内容的工艺品一律不能展出，使得展品从3万多种下降到两万多种。

    由于对展品的限制过分严格，李老说，这间接影响到了很多工艺品的生产。例如，梅兰菊竹、亭台楼阁、古代人物、八仙八怪、观音罗汉、福禄寿喜、龙风鸳鸯等传统题材的产品都陷入争议之中，受此影响，当时工艺美术行业有1/3转业，有500年历史的烧瓷行业停产。

    到1974年“右倾回潮”，展品又继续组织审查。当时广交会门口挂着宫灯，上面马上下令取消。纺织馆中心台上有一幅《草原雄风》也说要取消，原因是上面有三只老虎，和林彪的“彪”字有暗示的意思。再接着，连狮子、老虎绣品、广东的刺绣品有“蝶恋花”字样的也不能展出。

    说到这，李老特别提到了周总理。李老说，1966年秋，有不少省份的红卫兵扬言要到广交会上“破四旧”，砸烂外贸商品中的一切“封资修”。周恩来在座谈会上指出，风景图片不能叫做“四旧”产品，石头刻章出口是废物利用，旧古董可以卖，“外国人欣赏的我们换回外汇，也是间接为革命服务”。周总理还派廖承志等到广州做红卫兵的工作，可谓临危救急。

    “文革”后： “红宝书馆”变“书刊邮票馆”

    早期的广交会，设有红宝书馆。这是那个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产物，特别是给外国客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李老回忆，1961年的时候，原外贸部希望国际书店等非外贸单位参加过早期的广交会也来参加。在“文革”期间，图书展馆陈列了几十个国家语言的毛主席著作。据记载，那时馆里还放有29种译本的《毛主席语录》。“他们当时的展位在8楼中间位置，1967年时叫‘书籍馆’，到1968年秋交会时‘书籍馆’改名为‘红宝书馆’。”

    1966年～1968年的两年半中，中国已在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毛主席著作共2400万册，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发行总量的5倍以上。

    1970年后又改名为“毛主席著作馆”，当时馆内陈列着十几个国家语言的毛主席著作。1971年又改成马恩列斯著作馆。到以后政治降温的时候就变成了书刊馆和邮票馆。

    1980年：领袖画像改为迎宾花篮

    除了展馆的变化，序幕大厅也是政治降温的窗口。

    在大厅中间，最开始也放的是毛主席像，两边写有两条标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到了1971年春交会，这两条标语变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

    到了1980年的春交会，由于开始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毛主席和华主席的画像也取消了，领导人的画像就变成了一个迎宾花篮。但是，花篮也不能总是成为主角。画什么既要跟上时代节奏，又要有一定的代表性，李老偕同她的美工团队们一直都在思考。

    “后来画的是‘山河颂’。共有64米长、6米高，是当时最大的一幅壁画。”李老说，当时正逢全国第六届美术展展出，她还代表广东省美协参加壁画座谈会。因为当时国内壁画很少，“山河颂”也算是当时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李仁杰回忆，1974年广交会馆搬到流花路这边后，就在展馆顶部放置了50多米长的霓虹灯标语，内容为“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也是当时广州市最大的霓虹灯标语。

    随后，上面开始下发文件说，每个展馆内起码要有1条标语，但不能超过3条，这说明“文革”已经开始降温了。

    1978年时，“文化大革命”结束已有两年，广交会南广场的语录墙就被拆掉了。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之后，整个展馆的语录压缩到12条，展馆周围放了50幅商品广告路牌，分给各个外贸总公司。再到后来，展馆顶部50多米长的标语取消了，馆内也完全没有政治性标语了。

    ■ 外国人眼中的广交往事

    来中国要穿中山装

    上世纪60年代初，新加坡还没有和中国建交，当时中国对外国人到中国参展的控制相当严格。直到1970年，新加坡官方人士带团来参加广交会，新加坡中国商会的前会长李金元才有幸随团前往，实现了他十年来的梦想。

    李告诉记者，第一次到中国来，令他感觉非常有趣的是着装。当时他们从香港到深圳，要从罗湖过深圳海关时，解放军要检查他们的着装，第一次没有经验，多数参展商穿着西服，打着领带。解放军要求打领带的参展商必须将领带取下才能过关，而港澳同胞就比较有经验，一般都穿着中山装。以后他再次到广交会参展一般都不忘穿普通的风衣来中国，以免尴尬。     

    住宾馆也要挂蚊帐睡觉

    在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和日本两国还没恢复正常的邦交关系，所以只能通过民间友好贸易的发展，促进两国贸易经济合作。广交会就是唯一的途径。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理事长中田庆雄清楚地记得，日本到广交会参展的规模从40人开始，到现在每届已经有6000多人。当时到广州来参展，入境和办签证都经过香港再由深圳到广州，到了广州之后，中田庆雄住过的爱群饭店、五羊饭店（即现在的东方宾馆）、广州宾馆和交易会场还没有空调，晚上还要挂着蚊帐睡觉。     

    谈合同前要背红宝书

    李金元回忆，当时的中国比较严谨，来参展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如日本和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去参加广交会的参展商必须学习毛主席语录，并要求背诵流畅，才能入馆洽谈生意，否则生意也无法谈。

    “我当时年轻，所以很快背过了语录，就能入馆谈生意了。”李向记者炫耀，并饶有兴趣地唱了一小段当时的流行歌曲：“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只要通过了政治思想的考察，很快就签了合同。”李感叹当时的生意真的很好做，有固定的代理商，价格也容易洽谈；吃、住也非常便宜：东方宾馆一天的住宿费仅需40元人民币，请客吃饭100元足矣。

    当然也有不方便的地方：打车只能在宾馆门口；吃饭需要先和宾馆定餐并且需要粮票和外汇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