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交会:"中国第一展"百届知天命 面临重大变革

时间: 08-03-10 23:52:14 来源: 新华网 
  • 或许是特定的历史政策和珠三角丰厚的商业沉淀,给予了广交会绵绵不绝的滋养,令其成长为今天外贸第一盛会。就如它所在的城市见证了近代中国的外贸史一样,百届广交会也见证了新中国的外贸史。但当“一口通商”已成往事、贸易全球化之风遍吹每个角落的今天,广交会已经不得不面对角色转换和重新定位的尴尬。“天时”已逝,广交会需要一场彻底的“洗心革面”来赋予自己新的生命力。50知天命,广交会到了自省和自新的时刻了。

    交易员时代

    广交会原办公室主任邓仰尧说,当时外商和中国做生意,主要还是通过广交会。

    1978年以前属于外贸统制专营时期,当时外贸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外贸各专业公司统一经营,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统负盈亏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

    广州轻出集团总经理郭建华仍然记得,计划经济年代里,广交会由专业外贸公司组团。“那时候不分企业、无所谓品牌,开会前一两个月大家就忙开了,忙着组织并上报货源,协调确定价格。开展后,各省都以商定的价格与外商洽谈,几乎不存在价格波动。”

    这种“民间贸易”,在计划经济年代是“以产定销”,也就是商家销售什么产品,客户就只能拿什么产品,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郭建华说,那时的贸易在购买产品的数量上也是由商家说了算。客户需要多少货品,都要提前把订单交到商家的手里,由商家去统筹安排。

    从现在市场经济的背景来看,有点本末倒置的意思。不过,许多外国客商也“入乡随俗”,顺应了中国的这种做贸易的习惯,更甚者还学会看交易员的脸色,因为“以产定销”,有些交易员比采购商还“牛气”。

    但这种单一的模式难以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利于外贸企业发挥自主经营的能力,也阻碍了企业与买方、卖方的接触。

    “减政放权”与“产销结合”

    计划经济年代的外贸,不利于外贸企业走上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企业经营之路。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广交会逐渐实行“产销结合”,简政放权是这一时期外贸体制改革的主旋律。

    1984 年1 月起,多数省份有权保留一定比例的外汇收入;1985 年1 月起,允许企业自己决定使用50 %的留成外汇;1984 年1 月,明确28 种限制进口商品,允许一批机构无须经过经贸部就可进口非限制类商品,这些机构包括经贸部所属外贸公司和分公司,其他部门所属的外贸公司,省政府经营的外贸公司。这些变化都体现在当年的广交会上。

    1984 年9 月,通过外贸体制改革报告,内容包括“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实行外贸代理制”、“改革外贸计划体制”和“改革外贸财务体制”等。至此,高度集权的外贸总公司垄断全国外贸的局面已被打破,各省及下属外贸组织开始成为外贸活动的主力军。

    另外,随着市场的日益开放和国际上竞争格局的逐步形成,市场也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外贸领域开始打破行政“条块”,地方外贸公司自负盈亏,外贸领域进入竞争年代。

    根据公开的数据,自1979 年下半年至1987 年,全国共批准设立各类外贸公司2200 多家,比1979 年增加了11 倍多。

    一出一进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外贸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经济特区的建立和“三资”企业的兴办,陆续组建了一批新的交易团参加大会。

    由于从1988 年起,国家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除统一经营、联合经营的21 种出口商品保留双轨制外,其他出口商品改为单轨制,即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直接向中央承担计划,大部分商品均由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按国家有关规定自行进出口。并且在轻工、工艺、服装三个进出口行业进行外贸企业自负盈亏的改革试点。

    这种改变对广交会的企业来说也影响巨大,刺激了外贸企业的积极性。截至1996 年底,我国各类外经贸企业已达1.2 万多家( 其中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5000 多家),比1987年增加了4倍多。

    1996年秋,第80届广交会还开办了“在线广交会”,外贸企业利用网络与国内外商家开拓业务,电子商务成为带动国际贸易的一块。

    到了2006年第100届广交会,更有消息表示往后将加入“进口商品”的展馆。如此看来,广交会所承担的“出口”任务将有大的改变,这些都让人拭目以待。


    ■ 广交会的布展变化与“政治晴雨”

    1980年春交会,来自海内外的宾客发现,展馆楼顶那两条巨型霓虹灯政治标语不见了。更让他们惊讶的是,展馆序幕大厅的马恩列斯、毛泽东、华国锋画像也悄然消失。

    这一年,中央对广交会的宣传工作提出“不搞形式主义”,展馆内外所有的政治性标语都在一夜之间全部消失。至此,已历经24年风雨的广交会与政治形式彻底无关。但在之前的24年间,“突出政治性”始终是广交会的主旋律。

    在广交会服务了大半辈子的广交会美工李仁杰退休。出门时,她望着楼顶的户外广告变成了贵州茅台和青岛啤酒,内心感慨万千,站立良久。

    曾经一度,在某一年的秋交会里,场馆内的“语录”牌多达2000多幅。还有400多幅的领袖画像。这场交易盛会也同时记载了新中国50年的政治风云变化。

    1958年:宣传加入“政治性”要求

    “1957年的时候,广交会要求商品性和艺术性结合,到了1958年,就加入了‘政治性’的要求。到1959年,要求对仿造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型包装的商标不予征集和展出。”

    现年72岁的李仁杰女士早年毕业于中央美院油画系,是我国自办油画研究班的第一位女研究生。回忆起往事,李老的记忆依然很清晰。

    “那时刚好碰上文革,要自己搞点创作都受限制。当时在学院的老师都要下乡,所以我放弃学院任教的工作,来广交会当美工。”

    1966年“文革”开始时,语录和标语就成了整个广交会最常见的“装饰”。因为宣传工作上要求时时处处事事体现毛泽东思想,1966年秋交会的时候,广交会展馆内就有2673幅大大小小的语录牌、标语牌和445幅领袖的画像、照片。

    “‘文革’十年,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成为广交会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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