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京安：心系北京安康

    2008年北京奥运会圆了中国的百年梦想，但对守卫国门的北京检验检疫人构成了重大挑战。入境人员健康、动植物检疫安全、进境食品安全，一旦有个闪失，就会影响全局。

    京安局长说：“奥运会开了这么多届，应该有一套成熟的做法，我们希望到雅典奥组委学习取经。总局通关司的同志告诉我，他们去了雅典，人家说没有留下检验检疫服务保障的文字资料，只有一套安保方案，看不行，可以买，价格是一亿欧元。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通过北京奥运会，我们一定要建立自己的重大国际活动检验检疫总体组织方案。”

    但是，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空白，需要用“心”填补。

    他们协助总局与北京市政府、北京奥组委签署了三方《合作备忘录》。先后与相关部门签署了9个合作协议。建立了“奥运领导小组-专业工作组-各巡查组和口岸机构”三级奥运工作组织体系。

    那年3月，总局派他到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每周自学时间只有半天，他就回来开会，专题研究。那时，他把干部管理权都下放了，唯独抓在手上的就是：建立一套奥运检验检疫方案。

    这个方案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研究课题，京安局长盯住方案的每一个细节。比如在应急预案中写道：“发现白色粉末实行报告制度。”

    他批评道：“这种写法，是应付领导检查的，不实！报告制度，向谁报告？电话号码是什么？对接触者实行隔离，半径多大？用什么隔离？检验检疫人员穿什么等级的防护服？这些都没有，不行，要改。改到人家拿到你这个方案就知道怎么做为止。”

    结果，数万字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检验检疫组织方案及应急预案》，三易其稿，变成了真正的工作指南和操作规程。他注重体系的完备性、可行性、操作性，在每一个环节注入责任、注入科技、注入标准化。

    历史从不埋没金子，真正的社会价值从未被低估！

    后来，围绕重大国际活动检验检疫规程，北京局在6个直属局的参与下创设了7个国家行业标准。这些标准及《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检验检疫组织方案及应急预案》，对2010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检验检疫服务保障，都起了积极的借鉴作用。

    在奥运会历史上，北京奥运有一个独创，就是派出30名检验检疫官员进驻运动员村、媒体村和奥运物流中心等核心区域。这是京安局长力主实施的。

    为此事，他拜会了奥组委负责人，与6个部门联合洽谈，与抵离中心商讨。他的理由是，由于我国政府向世界奥组委作出了承诺，允许各国运动队自带食品、水果和鲜花进境，我们必须把检验检疫工作做到奥运村、媒体村这个“家”，必须在“两村”实施卫生和动植物检疫，食品的抽样检验，掌握垃圾处理情况。每个房间有两个垃圾箱，水果、食品的废弃物放入医用垃圾箱。奥运村有没有害虫，有没有危险性害虫，我们必须实时实地诱捕监测，用数据说话。

    这些话，不是苛刻要求，恰恰是对“人文奥运”的注释。

    7月30日，奥运村检验检疫巡查组在对某外方公司代理的一批爱沙尼亚代表团自用食品进行查验时发现，部分罐装啤酒包装有破裂泄漏现象，已经滋生蝇蛆。经清点共有1728听，随即予以封存。爱代表团团长到货场查看后，主动出具了弃货申明。

    2008年8月，圣火点燃了炎黄子孙抑制得太久的激情。一个月，短暂得转瞬即逝，但在亲历者、在担当者的记忆里，却是如此悠长，如此美妙！

    采访的话语，停靠在时间的码头，泊在2009年3月底。

    一种叫做甲型H1N1的流感病毒，让一个春天坠落了。从世界卫生组织到全球媒体，谈“甲”色变。

    甲流，一开始叫猪流感，发生在美洲国家，墨西哥出现死亡病例，美国大面积流行，欧洲普遍受到感染，日本呈现暴发态势。中国台湾、香港出现感染者，只有内地保留着一片净土。

    敞开的国门，人员往来不绝。每天有40万~50万人从世界各地进入中国大陆。

    国人盯着口岸，会不会输入病例？谁是首例输入者？首例会在哪个口岸叩关而入？出入境检验检疫成了第一道防线。

    甲型H1N1流感患者从感染到发病需要2至7天，在这潜伏期内，感染者体温正常，没有临床症状。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检验检疫部门如何御“敌”于国门之外？

    这是在围城之中寻找寓言。记者想到叶芝的两句诗：“但愿这片土地有福，但愿这座高塔更加有福。” 

    ●采访时，他的背后是几排空着的座椅，一堵墙。但我知道，在他身后，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团队。

    ●在北京局首先解决的是思想认识。他说：“观念和文化认同了，办法自然就有了。但观念总是有些虚，理解要一个过程，所以，我的许多想法，只在大会上说，不急于落实到文件上。”

    4月25日，质检总局发布《关于防止甲型HINI流感疫情传入我国的紧急公告》，首都大门把关重任仿佛从天而降，悄然压在齐京安的肩上。

    4月26日，在北京局防控领导小组会议上，他说：“从今天起，我的办公室就在机场。”

    机场开始对来自疫病流行区的旅客测量体温，要求他们填写健康申明卡，提供国际旅行信息和后续联系电话。

    五一长假期间，他在首都机场，他在现场指挥。

    他说：“当时，入境程序增加，现场拥堵，旅客有怨言。吸收了上海蛇行排队的方法，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北京的情况跟上海不同，首都机场是大玻璃幕墙，光照之后，迅速升温，测量体温时，误判多，造成二次排查的人数上升，影响通检效率。不行，我们调整柜台避光。”